三百四十五年前，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的仲夏，南方暑气蒸腾，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城内却涌动着比暑热更灼人的躁动。万寿宫前的广场上，临时修整的黄土高台占据了视线中心，台畔旌旗猎猎，一面绣着“吴”字的玄色大旗在风里翻卷，将周遭百姓的目光牢牢锁住——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登基大典，正待启幕。

　　六十二岁的吴三桂，身着全套帝王冕服站在台下，额前十二旒玉串轻轻晃动，掩去了眼底深处的疲惫与焦灼。他的步伐已不似当年出镇山海关时那般稳健，玄纁色的衮龙袍随动作拂过台阶，金线绣就的龙纹在阳光下泛着冷光，像在无声诉说这位老者半生的跌宕：从明朝将领到清朝臣子，再到举起“反清复明”大旗的叛军领袖，如今，他要在这片临时选定的土地上，圆一个迟来的帝王梦。

　　百官早已按品级分列两侧，蟒袍玉带的身影在高台之下跪成一片。当司仪高唱“登基始礼”的声音划破长空，山呼海啸般的“吾皇万岁”瞬间淹没了万寿宫前的街巷。吴三桂缓缓走上高台，接过内侍递来的鎏金玉玺，指尖触到玉玺冰凉触感的刹那，他仿佛看见了云贵的壁垒、长江的战船，也看见了近年来接连失利的战报——清军已从三面逼近，他即将建立的“大周”政权，更像一座困在南方的孤城。

　　礼官诵读祭天祝文，字句间满是“承天应命”“抚定万邦”的宏愿，可风掠过广场时，却隐约能听见远处传来的马蹄声。吴三桂望着台下俯首的百官，冕旒后的眼神复杂难辨：他或许早已知晓，这场登基更像一场最后的鼓舞，是为了稳住涣散的军心，也还是为了给自己半生的征战一个“名分”。当“昭武”年号正式宣告天下，万寿宫的铜钟敲响，钟声在衡州城上空回荡，却没能驱散这位临时帝王心头的阴霾——他的“大周”，终究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，便随着他的病逝，消散在历史的烟尘里。后来其孙吴世璠继位，勉强维持政权，直至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昆明被攻破，这一政权才彻底覆灭。

　　通常所说的“大周”政权存续时间，多以吴三桂登基至其病逝的核心统治期计算，即五个月。历史上，从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，到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他病逝于衡州，这场被称为“三藩之乱”的核心战事，前后持续约三年（实际近五年，人们常以核心作战阶段简化表述为“三年反清”）。而从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三月吴三桂登基建“大周”、定年号“昭武”，到同年八月他病逝、吴世璠继位后撤离衡州，“大周”政权在吴三桂称帝后仅维持五个月便名存实亡。这里的两个时间节点需辨明：“三年”是他从起兵到死亡的反清全过程，“五个月”只是他称帝后建立政权的短暂周期，前者包含后者。

　　在清朝的正史里，吴三桂被定性为“逆臣贼子”，他建立的吴周政权更是被彻底否定，成为“叛乱”的象征。可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却能看见这段往事背后，更复杂的权力博弈、个人野心与时代变局。

　　吴三桂，字长伯，辽东宁远（今辽宁兴城）人，出身将门世家。他的父亲吴襄曾任明朝辽东总兵，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末镇守辽东的名将。吴三桂的家族背景，与明末辽东防务深度绑定，父亲与舅舅都是戍守边疆的核心将领，这为他早年的军事生涯埋下了重要伏笔。

　　父亲吴襄，是辽东军事体系中的高级将领，负责镇守辽东重镇，直接参与对后金（清朝前身）的防御作战，后来在松锦大战中兵败被俘；舅舅祖大寿，长期镇守锦州，是辽东防线的核心人物之一，曾多次与后金交战，一度坚守锦州孤城，后因粮尽援绝被迫降清，但其军事才能在明末辽东战场极具影响力。吴三桂自幼成长在这样的军事世家，耳濡目染间早早投身军旅，凭借家族背景与自身能力，迅速在辽东军中崭露头角，为后来成为明末重要军事力量奠定了基础。他自幼习武，善于骑射，不到二十岁便承袭父职，又凭战功逐步晋升为宁远总兵，成为明朝在辽东抵御清军的重要将领。

　　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破北京，崇祯帝自缢煤山，明朝灭亡。彼时的吴三桂，正率领精锐的“关宁铁骑”驻守山海关，成了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。李自成派人招降他，还送去四万两白银犒劳军队；关外的清军则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，虎视眈眈，伺机入关。吴三桂本有意投降李自成，可当得知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霸占后，他怒而改主意，转而向清军求援，上演了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经典戏码。

　　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是吴三桂降清决策中极具戏剧性的一环。明朝灭亡后，吴三桂本已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达成初步归降意向，甚至已率部向北京进发。然而途中，他接连收到两个关键消息：一是父亲吴襄被大顺军扣押、严刑逼供；二是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核心将领刘宗敏强行霸占。这两件事彻底击碎了他对大顺政权的信任——前者关乎家族安危，后者触及个人尊严，双重刺激下，他怒而回师山海关，与大顺军决裂。最终，吴三桂选择向清军多尔衮求援，开关引清军入关，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，更直接影响了明清易代的历史走向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虽简化了政治抉择的复杂性，却因极强的情感张力，成了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忆。

　　此后，吴三桂与清军联手，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的大顺军。清军入关后，吴三桂又率军一路南下，追剿李自成残部和南明政权，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。顺治帝封他为平西王，让他镇守云南；康熙帝即位后，又晋封他为平西亲王，兼辖贵州，他的权力自此达到顶峰。那时的吴三桂，手握重兵，控制着云南、贵州两省的军政大权，俨然是西南地区的“土皇帝”。

　　可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，康熙帝开始着手削藩，以加强中央集权。所谓削藩，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。它本质是中央王朝为收回地方藩王的军政财权、削弱其割据势力，从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举措，核心是解决“地方强、中央弱”的潜在分裂隐患。

　　明朝时，朱元璋曾分封诸子为藩王镇守各地，这些藩王手握兵权、掌控地方赋税，后期逐渐威胁中央统治，建文帝继位后率先推行削藩，却引发了“靖难之役”。到了清朝，“三藩”（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）是顺治帝为稳定南方局势而分封的异姓王——吴三桂镇守云南，尚可喜镇守广东，耿精忠镇守福建。他们不仅掌控辖区内的军队指挥权，还垄断地方财政、任免官员，甚至能自行铸造钱币，形成“国中之国”的割据态势，每年需朝廷耗费巨额粮饷供养，成了中央财政与统治的巨大负担。

　　康熙帝亲政后，随着清朝对全国统治的逐步稳固，“三藩”的存在从“稳定工具”变成了“心腹之患”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尚可喜主动请求归老辽东，康熙帝借机下令“撤藩”，要求他全家迁离广东；随后吴三桂、耿精忠也假意请撤，试探朝廷态度。康熙帝力排众议，坚持“撤亦反，不撤亦反”，坚决推行全面削藩，这一决定直接触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，即“三藩之乱”。简言之，削藩的核心矛盾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冲突，康熙帝的削藩决策虽引发战乱，却从根本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，为后来清朝近百年的统一与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当时的“三藩”势力，已是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力量。在康熙削藩前，它们已成为实力远超普通地方政权的“国中之国”，势力渗透军政财各领域，对中央形成实质威胁，具体体现在三个核心层面：

　　一是军事上，掌控重兵、垄断兵权。三藩的军队数量远超清朝地方驻军，且多为久经战阵的精锐。吴三桂麾下兵力最盛，仅嫡系部队“关宁军”余部就有约3万人，加上收编的南明军队、地方土司武装，总兵力达10万以上，还能自行打造火炮、铠甲，武器装备自给自足；尚可喜、耿精忠各有兵力3-5万人，分别掌控广东、福建的沿海防务与内陆驻军，军队调度、将领任免全由藩王决定，清朝中央无法插手。更关键的是，三藩军队还享有“藩饷”特权，无需听从中央兵部调遣，甚至可自行招募士兵，形成“兵为将有”的割据形态。

　　二是财政上，截留赋税、自行铸币。三藩完全掌控辖区内的财政大权，中央几乎没办法从其领地获取税收，反而需倒贴巨额粮饷。吴三桂占据云南后，将云南的田赋、盐税、矿税全部截留，用作军费与藩王府开支；尚可喜掌控广东的海关关税与盐场，每年仅向中央缴纳象征性的“贡银”，其余全归藩府。不仅如此，吴三桂还在云南铸造“利用通宝”，尚可喜在广东铸造“广通宝”，货币流通不受中央管控，形成独立的财政体系，甚至可通过货币贬值掠夺百姓财富。康熙初年，清朝每年财政收入约2500万两白银，而三藩的“藩饷”就需耗费1000万两以上，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0%，成了中央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。

　　三是行政上，任免官员、垄断人事。三藩在辖区内拥有“人事任免权”，形成独立的官僚体系，中央任命的官员根本没办法施展职权。吴三桂在云南推行“西选官”制度，辖区内的巡抚、知府、知县等官员，全由他直接任命或举荐，这些官员只对吴三桂负责，不听从中央政令，时人称为“西选之官遍天下”；尚可喜、耿精忠也效仿此法，广东、福建的地方官员多为藩王亲信，中央派来的监察官员要么被架空，要么被排挤离职，形成“藩王管行政，中央徒有虚名”的局面。此外，三藩还垄断辖区内的土地、矿产等资源，肆意圈占百姓良田赏赐给亲信，甚至干预司法审判，私设刑狱，完全脱离中央管控。

　　正是这种“军、政、财”完全独立的割据状态，让“三藩”成了清朝中央的“心腹之患”，也注定了康熙帝削藩的必然性——若不收回三藩权力，清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便无从谈起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康熙帝下令撤去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三位藩王的爵位。这一决定彻底触动了吴三桂的利益，他不愿放弃经营多年的地盘和权力，于是在当年十一月，以“兴明讨虏”为号召，在云南起兵反叛，“三藩之乱”正式爆发。

　　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十一月，吴三桂在云南昆明斩杀清朝云南巡抚朱国治，以“兴明讨虏”为旗号起兵反清。凭借数十年经营的根基与清军南北兵力失衡的漏洞，他迅速掀起一场震动全国的战乱，短短数年便将战火燃遍半壁江山。

　　起兵之初，吴三桂的攻势堪称势如破竹。他以云南为起点，先派麾下大将王屏藩率军北上，仅用三个月便拿下贵州全境——贵州各府县官员多为吴三桂旧部或亲信，几乎未遇激烈抵抗便开城归附。随后吴三桂亲率主力北上，直指湖南，当时清朝在南方的驻军分散且战斗力薄弱，湖南提督桑峨、总兵张国柱等人接连战败，吴三桂大军顺利攻占沅州、常德、长沙等重镇，不到半年便控制湖南全境。占据湖南后，他并未急于北上，而是转头向西，派军攻入四川，四川巡抚罗森、提督郑蛟麟见叛军势大，直接献城投降，四川全境迅速落入叛军手中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吴三桂的军事行动还引发了“三藩”连锁反应，反清势力瞬间形成合围之势。福建的耿精忠本就对削藩心存不满，见吴三桂起兵成功，于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三月在福州起兵响应，迅速控制福建全省，并派兵北上攻入浙江、江西，接连攻克温州、衢州等地，与吴三桂的湖南叛军形成东西呼应。广东的尚可喜虽起初选择效忠清朝，坚守广州抵抗叛军，但他的儿子尚之信早已暗中与吴三桂勾结，于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发动兵变，囚禁尚可喜，宣布归附吴三桂，广东随即纳入叛军版图。此外，广西将军孙延龄、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地方军政大员也纷纷倒戈，广西、陕西、甘肃等地相继沦陷。

　　短短三年间，叛军势力范围从云南一隅，迅速扩展至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浙江、江西、陕西、甘肃十二省，几乎席卷半个中国。此时的清朝，陷入了开国以来最严峻的统治危机：北方兵力虽多，却需分兵防范蒙古与沙俄，无法全力南下；南方各省沦陷后，赋税来源锐减，军饷筹措困难；更关键的是，吴三桂打出的“兴明讨虏”旗号，吸引了大量怀念明朝的遗民与士绅支持，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，康熙帝甚至一度有过迁都关外的念头。这场战火的蔓延，不仅是军事上的交锋，更是清朝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终极对决，也让“三藩之乱”成为中国历史上顶级规模的藩王叛乱之一。

　　可吴三桂的叛乱，并没有正真获得广大汉族百姓的支持。一方面，他曾引清军入关，背叛了明朝，如今又以“兴明”为口号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；另一方面，他的军队在进军过程中烧杀抢掠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，渐渐失去了民心。此外，吴三桂在战略上还犯了致命错误，他没有乘胜北上、直取北京，而是在占领湖南后便停滞不前，试图与清朝划江而治，这给了清朝喘息的机会。

　　面对叛军席卷半壁江山的危局，康熙帝迅速调整战略，以“剿抚并用”为核心，一边集中兵力打击吴三桂主力，一边分化瓦解其盟友，短短两年便扭转颓势，让孤立无援的吴三桂陷入战略被动。

　　康熙帝的“剿”，精准锁定了吴三桂的核心势力范围——湖南。他深知吴三桂是叛乱的源头，其主力集中在湖南，一旦击溃湖南叛军，其余反清势力便会树倒猢狲散。为此，他任命图海、岳乐等心腹将领为大将军，从北方调集精锐八旗军与兵，分三路南下：一路从江西进攻湖南东部，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联系；一路从湖北进攻湖南北部，威胁吴三桂的后勤补给线；一路从广西迂回湖南南部，形成合围之势。清军虽初期屡遭挫败，但凭借兵力与后勤优势，逐步在湖南站稳脚跟，尤其在岳州、长沙等地与吴三桂主力展开长期对峙，消耗其有生力量，牢牢将吴三桂的核心兵力牵制在湖南，使其无法北上或西扩。

　　而“抚”的策略，则精准击中了耿精忠、尚之信等盟友的“软肋”——他们本就并非真心反清，只是因削藩利益受损才临时结盟，忠诚度极低。康熙帝针对二人特点，制定了差异化招抚方案：对耿精忠，康熙帝先是派人传达“既往不咎”的旨意，承诺只要他归降，仍可保留爵位与福建部分兵权；同时，清军加大对福建的军事压力，攻克其控制的浙江、江西重镇，切断其与吴三桂的联系。内外夹击下，耿精忠意识到继续抵抗毫无胜算，于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主动出城投降，福建叛军随之瓦解。

　　对尚之信的招抚则更具针对性。尚之信发动兵变归附吴三桂，本就为了夺取广东控制权，而非真心追随吴三桂。康熙帝看穿了他的野心，派人秘密联络，许诺他归降后可正式承袭平南王爵位，全权管辖广东。彼时，吴三桂因湖南战事吃紧，多次要求尚之信派兵、筹饷，尚之信本就不满被吴三桂索取，又看到耿精忠归降后的待遇，最终于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宣布归降清朝，广东重新纳入中央管辖。

　　随着耿精忠、尚之信先后归降，吴三桂的“反清联盟”彻底瓦解：广西的孙延龄、陕西的王辅臣等见势不妙，也陆续向清军投降；吴三桂原本的十二省势力范围，仅剩云南、贵州及湖南部分地区。曾经席卷半壁江山的叛军，最终只剩下吴三桂孤家寡人，这为后续清军平定云南、彻底结束“三藩之乱”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在康熙帝“剿抚并用”的战略中，湖南是清军与吴三桂主力的主战场，其中岳州之战与长沙之战最为关键——两场战役均以“长期对峙+切断粮道”为核心战术，耗时数年拖垮吴三桂主力，成为平叛战局的转折点。

　　岳州（今湖南岳阳）位于洞庭湖西岸，是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，既是吴三桂北上湖北、东援江西的交通枢纽，也是其粮草补给的核心中转站，被吴三桂称为“固若金汤”的屏障。他派心腹大将吴应麒率3万精锐驻守，还在城外挖掘三重壕沟、架设火炮，又在洞庭湖部署战船数百艘，构筑起“陆防+水防”的立体防御体系。清军最初选择强攻岳州，却屡屡受挫：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，清军多次渡洞庭湖进攻，均被叛军战船击退；次年，清军尝试陆路攻城，又被壕沟与火炮阻拦，伤亡惨重。康熙帝见状调整战术，改“强攻”为“围堵”。

　　陆路之上，清军派大将勒尔锦率军在岳州外围构筑营垒，彻底切断叛军与长沙、荆州的陆路联系，严禁百姓向岳州输送粮草；水路之间，清军调福建水师入洞庭湖，打造大型战船与叛军水师对峙，同时派小股船队袭扰叛军运粮船，先后击沉数十艘粮船，让岳州城内的粮草渐渐短缺。除此之外，清军还多次向城内喊话，承诺归降者免罪，叛军士兵因缺粮士气低落，陆续有士兵偷偷出城投降，吴应麒虽以严厉手段，却始终没有办法阻止人心涣散。这场对峙持续了近5年，到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岳州城内粮草耗尽，士兵甚至以树皮、草根为食，吴应麒无奈之下只能弃城突围，清军最终收复岳州——此战不仅拔掉了吴三桂在湖南的“钉子”，更切断了其长江沿线的补给线，吴三桂主力彻底陷入“无粮可运、无援可盼”的绝境。

　　而长沙之战，则是消耗吴三桂主力的关键一役。长沙是吴三桂在湖南的统治中心，他亲自坐镇于此，并派10万主力驻守，试图将长沙打造成“反清根据地”。清军最初对长沙的进攻同样不顺：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，清军将领岳乐率军围攻长沙，叛军凭借坚固城墙顽强抵抗，清军久攻不下，双方陷入僵持。康熙帝为打破僵局，制定了“围点打援+消耗战”的策略。

　　清军不再强行攻城，而是在长沙城外扎营，重点防范吴三桂从云南、贵州调来的援军，同时派轻骑兵袭扰长沙周边的县城，掠夺叛军的粮草囤积点；吴三桂曾派大将马宝率2万兵力从衡州驰援长沙，清军则在途中的醴陵（今湖南醴陵）设伏，击溃马宝援军，斩杀数千人，让长沙彻底沦为孤城。长沙城内的10万叛军每日消耗粮草巨大，吴三桂虽从云南调粮，却因岳州被围、陆路被封，多数粮队没办法抵达。到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长沙叛军粮草仅够支撑数月，士兵战斗力一下子就下降，吴三桂不得不从长沙抽调兵力前往衡州筹备称帝，导致长沙防御进一步削弱。长沙之战虽未像岳州之战那样迅速破城，却成功将吴三桂的10万主力牵制在湖南，使其无法分兵支援其他战场——正是长沙、岳州的长期对峙，消耗了吴三桂最精锐的兵力与财力，为后续耿精忠、尚之信归降，以及吴三桂病逝后清军收复湖南创造了关键条件。

　　这两场战役过后，吴三桂的主力损失过半，湖南战局彻底倒向清军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八月，吴三桂在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病逝，这位“大周”皇帝的突然离世，让本就陷入孤立的叛军彻底陷入混乱。清军抓住这一契机，从“对峙防御”转向“全面追击”，仅用三年便攻克云南，彻底终结“三藩之乱”。

　　吴三桂病逝前，已将“大周”皇位传给孙子吴世璠（时年15岁）。由于吴世璠年幼无威望，叛军内部迅速分裂：部分将领主张退守云南保存实力，部分将领则想趁机夺权，甚至有人暗中与清军联络投降。趁着叛军内斗，清军首先发起湖南反攻：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清军主力从岳州、长沙两路出击，仅用两个月便收复湖南全境，叛军残部纷纷向贵州、云南逃窜。

　　收复湖南后，清军制定“先取贵州、再攻云南”的战略，兵分三路南下：东路军从湖南进入贵州东部，攻克镇远、铜仁等重镇；西路军从四川出发，渡过金沙江直取贵州西部，切断叛军向四川的退路；南路军从广西北上，攻占贵州南部的都匀、安顺，形成对贵州的三面合围。此时的贵州叛军毫无抵抗之力，清军于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初顺利拿下贵州首府贵阳，吴世璠被迫带着残部逃回云南昆明，依靠云南的山川险阻负隅顽抗。

　　清军乘胜追击，于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初兵临昆明城下。吴世璠急调云南各地叛军回援昆明，试图死守孤城：他下令加固昆明城墙，在城外挖掘深壕，并派亲信将领胡国柱、马宝率军驻守城外的归化寺、碧鸡关等要塞，阻止清军攻城。清军则采取“围而不打、困死城内”的战术：一方面派大军将昆明团团围住，严禁任何粮草、物资进入城内；另一方面，清军将领彰泰、赵良栋亲自坐镇前线，多次击退叛军的突围反扑，同时派人招降城内叛军将领。

　　随着围困时间推移，昆明城内粮草耗尽，叛军士兵饿死、逃兵现象日益严重。同年十月，清军发起总攻：先是攻克城外的归化寺、碧鸡关等要塞，彻底断绝叛军的外援；随后用红衣大炮轰击昆明城墙，炸开数处缺口。城内叛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倒戈——吴世璠的亲信大臣方光琛、郭壮图等人被部下斩杀，吴世璠在绝望中自杀身亡。十月二十八日，清军从城墙缺口攻入昆明，至此，云南全境收复，持续八年的“三藩之乱”正式平定。平定云南后，康熙帝下令废除“三藩”爵位，将云南、广东、福建等地的军政财权收归中央，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隐患。

　　彼时的吴三桂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，长期的战争与焦虑让他身心俱疲。为了鼓舞士气、稳定人心，他才决定登基称帝，建立属于自身个人的政权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三月初一日，吴三桂在衡州举行登基大典，国号“大周”，定都衡州，改元“昭武”。他封妻子张氏为皇后，孙子吴世璠为皇太孙，设置百官，铸造“昭武通宝”铜钱，试图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。可吴周政权建立后，却面临着重重困境：军事上，清军已完成对湖南的包围，吴三桂的军队节节败退，士气低落；经济上，因长期战乱，湖南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粮食短缺，物价飞涨，政权财政陷入困境；政治上，吴三桂的称帝行为遭到更多人反对，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人也纷纷倒向清朝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，吴三桂的身体健康情况越来越差，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

　　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八月十七日，吴三桂在衡州皇宫内病逝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吴三桂死后，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继位，改元“洪化”。可此时的吴周政权已摇摇欲坠，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与领导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清军攻克衡州，随后又相继收复湖南、广西、四川等省；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清军攻破昆明，吴世璠自杀身亡，历时八年的“三藩之乱”最终被平定。

　　“三藩之乱”平定后，康熙帝下令编纂《平定三逆方略》，将吴三桂定性为“逆臣贼子”，对其叛乱行为进行严厉谴责。在《清史稿》中，吴三桂被列入“逆臣传”，称其“反复无常，背恩负义”，他建立的吴周政权也被视为“伪政权”，其合法性被彻底否定。

　　这种历史定位，主要基于清朝的正统史观。对清朝而言，吴三桂的叛乱是对中央集权的严重挑战，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秩序，因此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与批判；同时，吴三桂的“反复无常”也让他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，用来警示那些可能背叛朝廷的人。可这种单一的历史叙事，却忽略了“三藩之乱”爆发的深层原因。事实上，“三藩之乱”的爆发，不仅是吴三桂个人野心的结果，更与清朝的削藩政策紧密关联。吴三桂等藩王在南方经营多年，势力庞大，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有深刻矛盾。康熙帝的削藩政策虽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，但在实施过程中过于急躁，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藩王的利益与感受，最后导致了叛乱的爆发。此外，吴三桂的叛乱也反映了当时汉族地主阶级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与反抗，带有一定的民族矛盾色彩。

　　在民间，关于吴三桂的传说大多与他的爱妾陈圆圆有关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故事。相传，陈圆圆本是苏州的一名歌妓，容貌绝美，能歌善舞，后来被吴三桂纳为妾。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，吴三桂得知后怒不可遏，于是决定投降清军，与清军联手打败李自成，夺回陈圆圆。这一个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，成了吴三桂背叛明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可对于这一个故事的真实性，历史学家们有不一样的看法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，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只是一个传说，吴三桂投降清军的根本原因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权力，而非为了一个女人；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，这一个故事虽有夸张成分，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吴三桂的个人情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
　　除了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民间还有许多关于吴三桂和陈圆圆的传说：比如，传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后，将陈圆圆安置在昆明的金殿内，悉心照料；还有传说称，吴三桂死后，陈圆圆为避免被清军俘虏，选择出家为尼，隐居在云南的某座寺庙内。这些传说虽未必真实，却反映了人们对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复杂情感——既有对他们爱情故事的同情，也有对吴三桂背叛行为的谴责。

　　在云南等地，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吴三桂和陈圆圆相关的遗迹：比如昆明的金殿，相传是吴三桂为陈圆圆修建的；在贵州的马家寨，还有陈圆圆的墓与一些和她相关的遗迹。这些遗迹，成了民间记忆中吴三桂和陈圆圆故事的重要载体。

　　虽然没有专门为吴三桂和吴周政权创造的成语，但一些成语典故却能很好地形容他们的行为与命运。

　　“反复无常”这个成语，用来形容吴三桂再合适不过。他先是明朝的将领，后投降清军，帮助清军统一全国，成为清朝的“功臣”；可后来又因削藩背叛清朝，起兵叛乱，成为清朝的“逆臣”。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，让他成了历史上著名的“贰臣”。

　　“穷途末路”这个成语，也生动描绘了吴周政权后期的困境。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吴周政权节节败退，失去大片领土，兵力与财力消耗殆尽，最终走向灭亡。

　　“自作自受”这句俗语，同样适用于吴三桂的结局。他为了个人的野心与权力，背叛明朝，又背叛清朝，发动叛乱，最终落得身败名裂、政权覆灭的下场，正是“自作自受”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吴三桂和吴周政权的故事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反思。首先，它让我们正真看到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。吴三桂本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，却在权力的诱惑下变得野心勃勃、反复无常，最终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，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这提醒我们，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。

　　其次，它也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。“三藩之乱”的爆发，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较量。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中央集权的加强是必然趋势，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，避免矛盾激化，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
　　最后，它也让我们认识到，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。对于吴三桂这样的历史人物，咱们不可以简单地用“忠臣”或“奸臣”来评价他，而应从多个角度进行客观分析——他的行为既有个人野心的因素，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，从中吸取教训。

　　如今，衡州的万寿宫早已不复存在，昆明的金殿也成了供人参观的历史遗迹。吴三桂和吴周政权的故事，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但它所留下的教训，却依然可以让我们深思。在权力与人性的博弈中，我们该如何明智的选择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，我们该如何平衡？这样一些问题，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，也是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需要面对的挑战。

　　作者简介：李文杰，生于长安农村，毕业于西安市农业学校，为西安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，党员，社会爱心人士，三农题材作者，曾发表多篇散文、诗歌、纪实文章、报告文学及摄影作品。

　　系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、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、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理事、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润墨斋书画院院士、北京墨海书画院高级院士，网络作家，当代优秀文学家。

　　通常所说的“大周”政权存续时间，多以吴三桂登基至其病逝的核心统治期计算，即五个月。历史上，从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，到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他病逝于衡州，这场被称为“三藩之乱”的核心战事，前后持续约三年（实际近五年，人们常以核心作战阶段简化表述为“三年反清”）。

　　作者：田呢马面裙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极具代表性的裙装，其历史悠远长久，外形独特，工艺精湛，凝结了美用一体、以文载道的人文思想。马面裙的形制定型于明代，由裙腰及两片长方形裙身构成，每片裙身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光面，称为“裙门”。穿着时，裙门两两重合，形成里外搭叠的形态。

　　来源：央视军事 10月31日至11月2日 2025南昌飞行大会 暨航空产业博览会 在南昌瑶湖机场举办 俄罗斯“勇士”飞行表演队 首次受邀参加南昌飞行大会 虽是新客，实为老友 此次亮相 依旧亲切感满满 初抵南昌“松弛感拉满”本届南昌飞行大会 俄罗斯“勇士”飞行表演队派出 6架苏-3

　　#全红婵重回赛场！时隔半年，奥运冠军全红婵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女子团体双人10米台迎来复出首秀。第一跳，广东组合全红婵/王伟莹得到76.50分排名第一，上海组合陈芋汐/掌敏杰以0.9分之差排名第二。（记者：时龚、马明玉 剪辑：李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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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都讯 记者汪雅云 11月2日，十五运会跳水项目开启首个比赛日。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女团双人3米板和单人10米台较量中，广东队在奥运冠军陈艺文率领下，取得双人3米板第一名、第三名和单人10米台第一名、第三名的好成绩。看台上的广东队后援团。

　　十五运跳水丨全红婵观战女团三米板“神仙打架” 为陈艺文欢呼 因其他选手失误表情丰富

　　11月2日，广东奥体中心游泳馆，奥运冠军、广东名将全红婵在候场第十五届全运会跳水女团双人十米台比赛时，观看女团个人三米板“神仙打架”，为师姐陈艺文欢呼，其他选手失误时又表情丰富。

　　“太恶心了！”男子回家发现床上躺着一对陌生男女，女的在被窝里，男的还打招呼！妻子回应

　　一家人原本生活平静，但李先生称，前两天自己下班回家，打开卧室门之后发现床上躺着一对陌生男女!李先生称卧室里黑漆漆的，他通过走廊的门灯，看到一个陌生女子裹着被子，睡在被窝里，男的在旁边躺着，还向我打招呼说hello，“让我特别恶心”，李先生觉得自身受到了冒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