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（太太们）用一方细巧的手帕托着牡蛎，头稍向前伸，以免弄脏长袍；然后嘴很快地轻轻一动，就把汁水吸进去，牡蛎壳扔到海里。”
几个小伙伴评论了一下，最终得出一个定论，估量跟河蚌差不多，可那玩意儿也不能生吃呀！
不过课文里的“典雅”啊、“汁水”啊环绕心头，叫人垂涎不已，都没爱好听什么“中心思想”了。
长大后知道本来牡蛎就是生蚝，看了莫泊桑没有修改的原文描绘更是忍俊不禁，这跟“典雅”有一毛钱联系？
“她们吃起来姿态非常典雅，用一条细纱手绢托着牡蛎，为了不弄脏连衣裙，把嘴朝前伸过去。接着她们猛地一嗍，把汁水嗍进去，壳顺手扔进海里。”
你想啊，头伸老长、撅着嘴巴，滋溜一下把汁水连同灰绿相间的肉从壳子里边吸出来，然后顺手将壳扔海里，这画面，几乎丑恶极了！
《我的叔叔于勒》写的是拜金主义和吃苦主义盛行下，亲情的冷酷和人道的荒谬，以孩提的视角出现，一目了然的一起，更反衬出成人国际的浑浊和实际。
于勒的年代是1883年，“我”的一家并不赋有，手头窘迫，勉勉强强能凑合着过日子。
吃食方面，从不敢去饭局或请客；买食物都是买打折减价的；天天吃的是肉汤和加各种调味汁的牛肉。（咱也不敢想19世纪的法国贫民吃肉汤和牛肉还觉得憋屈。）
穿衣方面，“我”的两个姐姐连衣裙都是自己缝的，为15生丁一米的花边讨价还价争论不休；“我”要是掉了钮扣，撕破裤子，都得狠狠地挨一顿骂。
穷生怨气，“我”的母亲常常为这紧巴的日子苦恼不已，想出最尖嘴薄舌的话去呵斥她的老公！
常常这时，不幸的父亲便嗫嚅着，打开手掌摸摸脑门，好像要揩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汗水。
素日物质享用和精力文娱上的稀缺，让菲利浦一家特别重视“面子”和典礼感——
父亲仅有的常礼服发出着揩拭污渍的汽油味儿，母亲穿得活像一艘节日里缀满彩旗的海船。
他们神态严厉、腰杆笔挺、两腿生硬，步履严肃，“就像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的胜败取决于他们的行为。”
一家人造作而拙劣地仿照着上流人的言行行为，小角色的虚荣与可笑跃然于纸上！
每个周日，父亲都会望着远处冒黑烟的黑色大轮船，说出那句原封不动的老话：
于勒来信里那句“我一旦发财了就马上回来”成为一家人的精力福音，也打动了一位本来优柔寡断的年轻人向二姐求婚，促成了全家人赴泽西岛的短途旅行。
在轮船的甲板上，父亲看到两位绅士请两位打扮得非常美丽的贵妇吃牡蛎，他被太太们“吃牡蛎的典雅行为迷住了”。
菲利普竭力的“典雅”背面，正是一个贫民低微的倾慕虚荣，相同的行为行为使他更挨近有钱人的“有气度，既典雅又拔尖”。
在莫泊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《一个女雇工的故事》里，女雇工每年只挣240个法郎。
所以在菲利浦的眼里，价格给牡蛎附带上的“尊贵”、“享用”特点，美化了吃相自身，成为身份上的标志。
菲利普周到地教女儿们该怎么吃才不会让汁水洒出来，他测验仿照那两位太太，不料却把汁水悉数倒翻在身。
故作典雅的穷困，读来既挖苦又心酸，为满意自己的虚荣心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小市民卑俗的人道窘境，就像照进实际的一面镜子！
想来那些拼衣服、拼鞋拼包乃至拼的“伪名媛”们，租小时豪宅、租豪车点缀朋友圈的“伪富豪”们，为所谓的奢侈品东挪西凑的“精英”们，他们发出的虚荣、攀比、造作、丑恶，比飞利浦配偶有过之而无不及！
商品经济的腾飞也伴随着阶级的分解，加重了社会的不平等，财政寡头对普罗群众进一步的剥削加快了小资产阶级的破产，底层公民的日子受困于温饱。
上流人士极尽奢侈吃苦，风景无限。争名逐利渗透进各个阶级的角角落落，在金钱的操纵下，整个社会为物欲所威胁。
年少时胡乱浪费，他是“人品很坏、家里的祸患”，是“一个坏人，一个无赖，一个怪物”。
去美洲闯练，听闻有了一家不小的铺子，于勒变成“一个正人君子，一个有良知的、正派的孩子”。
写信许诺发财回家后，于勒一举成为菲利普全家的英豪，是“什么困难都难不倒的人！”
最终发现于勒竟是轮船上撬牡蛎壳的困苦水手，他是避之不及的“贼坯子、无赖、负担”……
亲情在尘俗实际的注视下化为乌有，财富衡定了全部，人道被金钱所腐蚀，成为一具具自私冷酷的躯壳。
“我”看着叔叔于勒那张千锤百炼、愁容满面、又老又惨痛的脸，给他留下了半个法郎做小费，并在心里说：
很多年今后，成年的“我”看到流浪汉，会好心肠掏出五法郎布施，他用好心去补偿幼年力不从心的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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